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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全球化代表着世界化的高级阶段，是世界化通向了全球化，因此应当把这两个词连接起来。世界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过程的扩展和加强，而这种扩展和加强创造了全球性的现实。在被包含的各国和全球性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作用和反作用。全球的形势影响着地区的状况，而一个局部地区的事件，如美国曼哈顿的两座世贸大楼被击溃，又在全球性的现实中引起反响，产生后果。全球性现实的影响不仅介入到每个国家的领土、经济、社会状况，而且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世界作为世界存在于我身上，在我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想一想早晨起来我们打开日本造的收音机，选择收听不同频道播放的世界新闻，或者打开在亚洲某国组装起来的电视机。以后我们换上来自印度或埃及的棉制T恤衫，再穿上用澳大利亚羊毛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的工厂织就的套衫。吃早餐时从德国造的冰箱中拿出来自美洲或非洲的香蕉、鳄梨、菠萝。早饭后用芬兰、加拿大或美国造的智能手机打电话，然后使用一台在亚洲生产的美国牌电脑查阅信息。出行时驾驶一部韩国产的或在罗马尼亚生产的法国雷诺牌（Renault）小汽车，汽油来自沙特阿拉伯。午饭我们可以吃黎巴嫩的拌菜或者日本饭店做的生鱼片。晚饭吃新西兰的小羊肉和忘记了产地的中国细面条，加上来自南非的番茄酱。晚上看一部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消遣，然后在日本的松弛神经的后佛教音乐的催眠下入睡。你们之中可能会有人反驳我说：并不是所有地球上的人都这样度过一天，比如非洲人。我认为世界的现实还是存在于每一个非洲人身上，主要是以被剥夺的否定的形式。他们可能被迫离开原来居住的村落，被外国资本经营的工业化农业所驱逐，前往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但是他们也会找到印着英文的旧T恤衫穿在身上，使用铝制的餐具吃饭，使用回收利用的材料搭建他们的棚屋、板房，可能还使用一些捡到的零件为自己装配一辆自行车……总之，在家里修修弄弄。这一切说明在这些人身上，以与我们不同的方式，也打着世界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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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进程包含着不可分离的三个方面：世界性联系、发展和西方化。法国企业家兼政治顾问、作者阿兰·明克（Alain Minc）写过一本书《幸福的全球化》（1997），现在残存着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但也存在着对于全球化的谴责者，以完全否定的方式提出“不幸的全球化”。

　　看来全球化中也存在着积极的方面，即在物质上、技术上、医疗上、经济上一定的进步，它们以很不平衡的方式出现在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因此，在中国、巴西等国形成了按西方标准生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地区过去决定孩子婚姻的无可争辩的家长的权力被削弱了。年轻的一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许多自由权利，不仅可以自行选择配偶，而且可以选择个人的职业生涯。妇女也多少摆脱了依附于男人的命运。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局部的、很不均衡的、有时是暂时的进步。

　　在这些国家中也发生了在个人主义方面的进展，这个进展有其积极的方面，就是使个人获得自主性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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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首先也是这种个人主义观念，其可以表现为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随着西方化的扩展而释放和泛滥，引起了第三世界各国原有的团结互助的传统被破坏。在这些国家中本来存在着一些大家庭，包含着许多孩子、老人、叔伯、叔母伯母、堂兄弟姐妹，大家住在一起共同对付穷困。在邻居之间也存在着自发的团结互助的网络，以抵抗不幸事件的侵袭。由于利己主义思想的渗透，这些团结互助精神趋于衰退。

　　旅游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许多国家原有的淳朴的好客习俗的衰退，像地中海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的人民，已不再向外来访问者提供传统的热情留宿和款待，而是想着在不了解本地物品和货币的价值的旅游观光者身上谋利。

　　在原本存在压迫和剥削的地区涌现了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由属于西方的还有东亚如日本的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操纵。利用童工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相当流行。一些具有高雅名称的西方大公司，从苹果公司和许多经营成衣、时装的公司开始，都采用了这种剥削。

　　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遭到了外国资本的殖民地化、工业化，招致这些国家丧失了生产粮食、蔬菜的自主性；而第三世界国家向各个消费国提供标准化的、乏味的产品（如摩洛哥温室生产的番茄），有些产品还覆盖着农药或其他有害物质。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CIRC）的报告，“可能致癌的”美国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Monsanto）公司生产的转基因草甘膦除杂草剂和其他物质，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粮田和菜园里博亚体育。

　　同时，在受惠于全球化而繁荣起来的国家里，一方面形成了按西方标准生活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出现了贫穷人口大量地转变为穷困或者赤贫的现象。

　　伊朗思想家、联合国前官员马吉德·拉纳玛（Majid Rahnema）曾经建立了“贫穷”（pauvreté）和“穷困”（misère）之间的严格区别。贫穷是可以享有自尊的，如小农的贫穷。他们各种几亩地，实行不同作物的混作或轮作，饲养一两头山羊或母牛，虽然受制于气候或市场的波动而处于动荡不宁的命运中，但还保留着最小限度的自主性。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化了的人们的穷困。但是即使在贫民窟里，即使处于贫穷中，贫穷也可不陷入穷困，只要那里还继续存在着邻居之间、大家庭的亲属之间的亲善互助的关系；只要那里还有一些小企业，不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也追求名誉和友人的尊重，在那里人们讲求信用和互相信任。参阅摩洛哥人萨巴·阿布塞拉姆（Sabah Abouessalam）所做的研究，特别是其在巴黎第一大学的博士论文《在马拉克什（Marrakech）的都市贫穷和居民行为》。

　　当我们注意到围绕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大城市的贫民窟区的带状地域时，我们就感到穷困的增长大大多于中产阶级受益的繁荣。因此，继续着的世界化——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深刻的、不确定的双义性的进程。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的进程投影到时间过程中来考察，就会看见这是个完全失去控制的过程，特别在它的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方面。科学的发展是失控的。核物理学在起源时只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科学，但它后来获得了发明武器的能力并发明了核电站。这种发展的含义是十分含糊的或双义性的，化学的发展招致可能发展化学武器，今后还存在着操纵基因和操纵大脑的可能性。某些遗传学家已经卷入了工业营利的循环中。应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制药工业也逃避了控制，今日受到许多仅部分揭发出来的内部腐败所损害，其制造的药物其弊害可能大于益处。

　　由于干细胞的发现，出现了利好的消息：可能延长人的寿命造福于人的前景，但这个前景起码在开始时只能为富者和强者利用，如同在古埃及不死是保留给法老和贵族的。因此科学的发展是失控的。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如同古希腊预言家伊索的舌头，可以为任何方面的人服务。它也是为压迫劳动者服务的，后者受到技术的控制以实现把持经济或政治的权力的人们的利益。

　　人类变得越来越为技术的发展服务，甚于技术为人类服务。今日所宣布或实行的依靠技术的发展实现的企业竞争性的提高，表现为企业成功地提高了大部分员工的生产任务而辞去一部分员工，或者用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人取代这一部分员工，由此造成了大量失业。

　　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完全失控的。与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在2008年以前预测的相反，世界经济遭受严重的危机，人们尚不知其后果如何。在这个经济的机体上滋生着一些肿瘤——投机的财政资本的控制。这类资本利用证券交易人谋利，而证券交易人则利用从国家证券交易所获取的信息对金钱或原料进行投机。

　　风险意识微弱，和我们缺乏整体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关，也就是说难以思考整体和部分之间、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发生复杂性的问题。如果世界化进程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将走向灾难。当前的政治措施都是建基于对于效果的量化认识的分析上，向我们表明它们不能进行整体性思考。而这一点是致命的。

　　数量化是我们文明的关键词，但是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是逃避计算的，如感情、爱情、快乐、悲伤、忧郁、痛苦、仇恨。

　　很多经济学家不理解它们，所有只生活在计算世界中的人们也不理解它们。再次强调，数量化和分隔性是我们进行理解的敌人。

　　在这个问题之外我再谈谈失去过去的问题，这是一种总是生活在当前的倾向，是全球化的另外一个负面效应。还不说也有失去未来的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进步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令人类越来越幸福的历史规律。今后对人类来说，只存在着未来的不确定性。

　　随着返回过去，各种宗教不再承诺人们可以加以验证的地上的天堂（即人间天堂，如苏联曾经允诺过而又破灭了的），而是无人能够验证的天上的天堂。随着追根溯源的需要的增长以及经济危机引起的恐慌的加重，在各处滋生和繁盛起来倒退的倾向，闭关锁国的倾向，走向种族主义的排外的、害怕他人、害怕世界乃至害怕一切的倾向，忽视了我们所有国家在地球上相依共存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越来越紧密地处于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现在我们不仅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西方文明在向全球扩展之时，使各个传统文明博亚新闻，还有古老文明陷入可怕的危机。自相矛盾的是，西方文明自身现在也陷入危机之中，它本来在发展中国家面前表现为解放之路，而现在它身患重病。

　　我们可以说现在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危机之中。传统文明在保持传统和走向现代性、在返回根源和实现西方化之间分裂。在法国，我们的文明的落后方面在前进，它的进步方面在倒退。这是一种文明的危机，一种深刻的历史危机。

　　但是可能改换道路吗？现在没有任何迹象向我们显示出这种变化的可能性，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尝试，但它们还处于分散的和萌芽的状态。

　　确实，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的多种多样的创新尝试，比如在农村，有生态农业或农林连作（agroforesterie）的发展。在世界各处，一些城市创建了生态市区，努力使城市生活人性化，寻找新型城市的模式——由于使用清洁能源和汽车行驶越来越电动化，城市不再被污染。许多创举我在我的著作《道路》） 中已经指出。

　　但所有这些创举还十分分散，还没有汇合起来。还没有任何机构、政党或协会关注把这些创举聚集起来，使它们互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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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存在一些创举，如社会的和互助的经济，重新开启既往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模式。“罗斯福协会”(这是2012—2018年莫兰等法国社会知名人士组织的一个民间政治团体，提出和推动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旨在促进法国在遭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走出新的经济危机的阴影。——译者注)努力揭示艰苦生活的替代品，一种重振经济的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生态化经济的层面上。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重新把友善的品德放在第一位以显示和睦共生的精神、重视他人的存在的运动发展起来，作为抵抗改变今世面目的亲和性消失和冷漠性增长的趋势。人需要如其所是地被其他人承认，所有成功的尝试，比如在里约热内卢或马德里的贫民窟的青少年所举行的活动，是建立在如下事实上的：人们承认顽童的存在，重视他们，从而使他们脱离了罪责。这是一些值得推广的创举，特别在我们的国度内。

　　莫兰发表了一系列社会政治评论或政治哲学著作，从1965年发表的《人本政治导言》到1997年发表的《文明的政治》，表现出他很早就开始具有的全球性目光变得越来越强劲、深刻，以至于可以说他是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思想家。他早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时接受了国际的理想并保持下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他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学术邀请参加国际会议或讲学，这使他发现和爱上了，首先是南北美洲，然后是亚洲，各地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绚烂的文化风貌，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每个文化、每个民族都有某种特别可爱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理智地看到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世界愈益连接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他指出现在全球人类具有同生共死的共同命运。但是，由西方的片面的发展模式所带动的全球化过程把人类导入危险的境地，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剧烈的民族、地区冲突，必须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难题，实行以人为本的政治。

　　现有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从20世纪末叶起由于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的国际流动更加自由、快速而引起的全球市场的形成，它实际上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表现为企业可以自由地向存在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迁移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投机的自由，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这个全球化蕴含着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使人类处于更加亲密的交往和相互依存中，另一方面它引起新的剥削、矛盾和破坏。比如，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入发展中国家，对那里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无度的剥削；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向发达国家倾销，又威胁着发达国家的经济生产和它们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全球化已经导致某些危机的产生，并蕴藏着更大的危机。代替不良的全球化的当然不是“非全球化”即中断或减少国际的交流，而是修正、减速、调节和控制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莫兰为此做了具体的设想。宜于建立一个指导全球化的国际管理和决策机构，如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那样，它致力于审察全球化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可通过分别建立相关的委员会来掌握情况和制订政策）及其相互关系。指导这个最高层调节机构的应是地球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它应当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接受。莫兰还设想了作为全球化前景的政治组织：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各国结成的联邦或邦联（首先以现在欧洲共同体的模式为范本）。我们不仅应该用遵循自主—联合的双重原则的复杂性方式来组织未来的政治体制，而且应该用兼顾“多中之一”和“一中之多”两重标准的复杂性观念来指导未来世界文化的建设事业，使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人类文化的统一性这两者并行不悖。另外在人民的意识中还要培养多重性的认同，即既认识到他们归属于各自的民族、国家，又认识到他们归属于具有共同起源的人类和体现了他们今后共同的命运的地球共同体。总之，全球性的整体责任心、邦联组织措施的推进、建立全球化的世界性决策机构、改革思想方法和培养对于“地球—祖国”的意识和感情，这些都是实现新型的全球化的重要措施。

　　对于人类当前形势，莫兰持有与常人所抱观点迥异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当前不是处于黄金时代的门口，而是处于“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的中心；不是处于文化昌明的世纪，而是处于人类精神的史前期。“全球纪元的铁器时代”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已使全球发展为一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但是不相适应的政治势力和思想观念还在统治着人类，导致人类间彼此敌对以致互相厮杀，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至今没有止息的各种地区性冲突，显示了文明时代所包含的野蛮。这表明人类的生活现实已进入了“全球时代”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人类意识却还停留在如“史前期”一样落后，不能使一个新的真正亲密相依的整体化的人类诞生出来。在1981年出版的《为着走出20世纪》一书中莫兰进一步提出：“全球铁器时代锻造人类。与古昔的铁器时代的区别是，在其中锻造了技术文明的那个铁器时代本身不包含着消灭人类的威胁博亚体育，而在它的当今形式中，极端发达的技术使得其既可能产生这个新的铁器时代的全球性人类，又可能带来他的末日式毁灭。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准备绝望和期望。一方面，人类的终结可能临近了；另一方面，人类的新诞生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古昔的铁器时代不会毁灭人类并且它还创造了文明，而在当今的铁器时代里，由于人类掌握了十分强大的并且还在不断发展的可以毁灭世界的技术手段如核武器，如果人类利用它们来彼此争斗，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所以莫兰认为人类社会当前愈益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处于垂危的状态。他在《文明的政治》一书中收录了专门论述全球化问题的文章，题为《全球化：人类最终的幸运还是厄运？》，曾说道：“全球化同时是挑战、机遇和威胁。”这不排斥人类社会也存在着通过革命性变革实现新生的可能性。这个革命全靠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部门的每个人发挥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进行自觉的努力，在认清世界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的条件下，首先实现自身思想意识的革命，来逐步达到“使地球文明化”。为此，莫兰在他1993年出版的《地球—祖国》一书中呼吁具有共同起源、共同命运并将共同沉沦（因为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各国人民为认同共同的祖国——地球、实现“地球公民籍”而斗争。思想意识的革命除了人类学的、伦理学的以外当然还有认识论的，这要求把简单性思维方式改造为复杂性思维方式。进步的人类应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实现由新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主导的伦理—文化—社会的全球化，用这个新的全球化来伴随和引领前一个经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这样将给人类带来新生的机遇，使人类走上光明的前途。